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蔡元培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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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蔡元培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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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史天地 2018-04-27 11:27:01

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再回顾

1922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由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有朱希祖、王世杰、沈士远、丁西林、李书华、沈兼士、周鲠生等评议会成员联名写给蔡元培的来信连同蔡元培的回信。前者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然图书扩充费,为数极微。现在学校既决定收纳讲义费,我们为学校计,为学生计,谨向先生提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支出,……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后者表示:“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至所印小券,不照他校之规定每学期讲义费若干者,取其有购否自由之方便。彼等若能笔记,尽可舍讲义而不购也。”

▲蔡元培

北大校评议会是蔡元培教授治校的产物。他到北大不久,就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负责学校各种章程、法规的制定,同时各学科的废立、各门课程的多少及改革、学校的财政安排、聘请新教授等事项均须经评议会严格的审核通过。评议会的评议员全部是教授,任期一年。因此,经评议会研究决定的事实际上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形式的决定。所谓讲义,是老师将授课内容诉诸文字后油印或铅印发给学生。按照北大惯例,教授一般都会在课堂上免费发放讲义,但讲义的制作费用由学校承担。这项规定由来已久,北大学生早就习以为常。至于评议会部分成员给蔡元培的联名信和蔡元培的复信内容,实际上蔡元培早在五年前已经提到过。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其最近要做的两件事中说:“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上台之后,致力于革新校内其他诸如制度修订、人才延揽等事务,对于讲义改良事宜虽有要求,但似乎并未落到实处,这从周作人制作讲义的过程可以得到证明。1917年9月北京大学正式聘任周作人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担任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文学,周作人每周要编写二十多张稿纸的讲义,由于时间紧迫,周作人白天写好草稿,交给哥哥周树人(鲁迅),周树人帮其修改,并誊写,一周的讲义完成后就拿去学校油印并分发给学生。蔡元培没有立刻实行自己对大学讲义改革的设想也不足为奇,蔡元培刚接任的北京大学虽说在教学硬件设施上是当时全国先列,但校内思想落后,远不适应国际教育的需求。摆在蔡元培面前最重要的事还是具有新思想教师的延揽。等到这些新思维教育人才延揽工作告一段落,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又让蔡元培应接不暇。接任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的蒋梦麟描述过他当北大校长时的情景:“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了,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得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其实蔡元培又何尝不是这样。在这样复杂的大环境下,改革讲义的事的确不可能一蹴而就。

1922年蔡元培再次提出5年前的革新任务,一个原因是此时的北京大学经历最近五年的发展,各种教育制度、各科教育人才已经齐备,而学生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也再次静下心来钻研学问,蔡元培有必要继续推进自己的治校方略;另一原因是教育经费短缺。鲁迅曾说过,“钱——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北洋政府还相对稳定,尽管教育经费不多,但还能勉强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但随后,随着军阀割据的混战,军费开支急剧飙升,按1919年中央预算,海陆军费用占预算支出42%,而教育经费却不及预算支出1%,许多学校因经费短缺而难以维持,教员薪酬难以按时发放,更谈不上发展。在此情况下,一年一万多元的讲义印刷费对于北大来讲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此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才有了北大评议会征收讲义费的决定。但这个决议还没有公布,北大校园内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更有学生在1922年10月17日齐聚校会计室,对工作人员恫吓、谩骂。18日又到校长室讨要说法,蔡元培亲自向学生承诺最近几天暂不收费,学生仍然不肯退去,甚至出现了谩骂、推搡现场教师的行为。面对此,蔡元培愤然提出辞职,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据《京报》报道,10月19日,北大“遂陷于停课状态之中。除预科由主任丁燮林之布告及第二院理本科各系要求教员照常上课外,其余第一、三两院文理本科各系学生均因职员停止办公,教室锁闭,未得受课。”面对蔡元培的辞职和教职工的罢教,北大学生分成了挽留和反对挽留蔡元培的两派。经教育部和绝大多数北大学生的劝留,在开除“肇事者”冯三省的前提下,蔡元培及全体教职工25日到校视事,北大讲义费风潮到此结束。

蔡元培在讲义费风潮中的是与非

在讲义费风潮中,蔡元培面对学生欲找工作人员理论时曾说,征收讲义费的事由他负责。他在负责这件事的时候到底有无过错?

三年前,面对群情激奋的学生运动,蔡元培置政府“命令”于不顾,对学生运动誓死捍卫,奋力与政府抗衡,无畏保护全体学生,并认为学生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而三年后,对于这样一次小小的风潮,蔡元培却以“暴乱”称之,并以开除学生来惩戒。纵观蔡元培对这两次运动的不同态度,似乎的确有点匪夷所思,小题大做。但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还是能看出蔡元培的良苦用心。他在呈总统和教育部的《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中写道:“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蔡元培将这次讲义费风潮与学校纪律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北大学生缺乏纪律观念的表现,并认为这种不遵守校纪校规的行为将会成为其他学校学习的“榜样”,因而必须予以制止。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中,就有人认为学生过多参加游行“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但蔡元培却认为“结果乃与之相反,盖学生在此次运动中,有了两种经验:一是进行的时候,遇者艰难,非思想较高,学问较深的同学,不能解决,于是人人感力学的必要;二是专靠学生运动,政府还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学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觉得为救国起见,非启发群众不可。所以五四以后,学生一方面加紧用功,一方面各以课余办平民夜校、星期演讲及刊布通俗刊物,这真是五四运动的收获”。蔡元培之所以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就在于五四运动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

在国难当头时,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另外一些人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谈到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状况时说:“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以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们因为得到了全国舆情的支持,已经战胜了政府……至于北京大学,他(蔡元培)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已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果然在五四以后,“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要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浸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蒋梦麟的说法可能有夸大之词,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这实际上反映出了五四以后北大的校风校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胡适1922年10月22日在《努力周报》的文章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北京大学这一次因收讲义费的事,有少数学生演出暴乱的行为,竟致校长以下皆辞职。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来,很像是意外的风潮;在我们看起来,这确是意中之事。‘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到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上的新趣味,都向读书译书上去,也很少与闻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学生团体竟陷入了绝无组织的状态,三年组不成一个学生会!这几年教职员屡次因经费问题,或罢课,或辞职;学校竟完全无主张的地位。懒学生落得不上课,不考;好学生也只顾自己可以读书自修,不问学校闹到什么田地。学校纪律废弛,而学生又无自治的组织,一旦有点小变故,自然要闹到‘好人笼着手、坏人背着走’的危险境地。目前的风潮,也许可以即日结束;但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

对北大校风校纪败坏理解最深刻的还应是蔡元培。他在10月25日北大演说时说:“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横蛮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蔡元培所提的三点,第一、二两点毫无疑问是对学生目无法纪、目无师长的行为而言。经历了五四运动,蔡元培对学生参与政治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认为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国难当头,学生应该用自己所学知识唤起国民的爱国热忱,但读书是学生救亡的基础,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因而一旦在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蔡元培还是希望学生能认认真真做学问。无论是从传统还是从现代角度,蔡元培都希望学生能尊师重教,专心于学术问题的研究。但五四后北大的学习风气却并不见好转,反而有了下滑的趋势。这种下滑现象,胡适和傅斯年早在1920年的《北京大学日刊》就有所表述。傅斯年认为,“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贡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胡适也说,“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感到许多歉意。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几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是蔡元培所不希望的,因而他曾在1921年12月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劝北大学生尊重教师布告》,希望学生能尊敬师长,平心静气地与教师探讨,而不应“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至于第三点,蔡元培实际上是不指明地批评了北大的派系斗争。关于北大法日派与欧美派等派别的明争暗斗,这里不再赘述。但毫无疑问的是,蔡元培对这些派系的斗争应该很清楚。蔡元培希望在历经各次运动、迭历数次讨薪后,北大师生应该团结起来,而不应该内部相斗。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旧址

尽管蔡元培是为了整饬学校纪律而采取了辞职与开除学生的举措,其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做法的确有所不妥。就其辞职一事,当时就有学生认为:“蔡校长毫无辞职之必要,……且蔡氏即辞,对于课务亦(不)应立即恝置不理,任职员宣告停公,而置吾辈学业于不顾。”由于蔡元培的声望,他的辞职引起了学校几乎整个领导层的集体辞职和全体教师的罢教。作为一校之长,因个别学生而导致全体学生无法上课、导致整个学校机构无法运转,不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有所不妥。

就开除学生而言,似乎也有操之过急之嫌。周作人曾回忆说:“我在北大做讲师,有一回在上第四小时的课,看见(冯)省三也混在那里偷听,十一时五十分下课回家,次晨翻看《北大日刊》来看,说昨日学生闹讲义风潮,为头的是冯省三,开除学籍。原来有些学生因为征收讲义费,准备抗争,与事务主任和校长争论甚烈,省三下课走去看热闹,参加说话,后来大家看看形势不佳,陆续退后,只剩他在最前线,成10f8了为头的了。我觉得这事很冤枉,与教务长谈及,他也同意,但是那时他确是挤在前头,学校只能认他为首。”查周作人日记,10月17日,天阴,学校放假。10月18日,晴,上午往北大。10月20日再去北大就因为讲义费风潮不上课了。由此看,冯省三偷听周作人的课应该是10月18日上午,而这天上午学生到校长办公室找校长理论。如果冯省三参加也应该是在下课之后。换句话说,他不可能是始作俑者。但周作人的这段回忆我们也不能过分相信,因为第二天,也就是19日,北大日刊就停刊了,直到25日才复刊。同时他提到与教务长(胡适)讲了冯省三的事也值得考证,因为在这几天周作人和胡适的日记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后来钱玄同也回忆说:“我事后打听,才知道真正的主谋者早已经销声匿迹了,省三是临时去看热闹的人(自然他也不免夹七夹八地说了几句话),大家快要散完了,他还不走,于是他就得了开除的处分!”钱玄同很坦诚地说是听别人讲的,如果这能与周作人的回忆印证,倒似乎有一定的可信度。

冯省三到底是不是这次风潮的替罪羊?或许能从蒋梦麟的回忆中得到一些启发。蒋梦麟在《西潮?新潮》中说:“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中有一个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绝不会让人认错,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个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蔡元培通过开除学生来惩戒、警示北大学生,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做法对错与否。但就关于开除冯省三一事,从上面众人的回忆中看,蔡元培有失公允,操之过急。

1922年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在历尽沧桑的北大历史上的确是一件极小的事件,但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透视那个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学生群体的思想、了解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件事更能体味到蔡元培为中国高等教育所作出的努力。任何时代,大学生都不能只在象牙塔中学习,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是每一位大学生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但大学生的首要责任在于学习,在于用知识救国、用知识为国效力。民国如此,当代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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